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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诺亚正行公募研究中心研究经理李懿哲分析：“利率中枢重回历史低位，货基收益率缺乏吸引力；加之楼市调控史上最严，非标转标，存款开始转移至股、债资产。”就基金公司来看，易方达凭借3629.04亿元的规模稳居第一，位列二、三名的博时基金和华夏基金的规模也分别达到3039.25亿元和2995.56亿元。包括前三甲的基金公司在内，今年三季度末排名前九位基金公司的规模均超过2000亿元。加总计算，今年三季度末，前十大基金公司规模合计达到25696.51亿元，占内地公募总规模的比例高达40.3%，头部公司规模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

金华医检所成立于2015年12月22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主要从事医学检验、医学检验咨询、医学检验试剂的研发等。2018年至2019年一季度，金华医检所均处于亏损状态，其中2018年度净利润为-1711.01万元，2019年1-5月净利润为-386.75万元，截至2019年5月31日，负债4611.44万元。

“这一表述预示着消费税的重大改革，消费税征收的调整意味着这一税种从纯粹的中央税种，调整为了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实际上，早在去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部长刘昆就提到：“我们将结合实施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研究调整部分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和收入的归属，积极稳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调整税制结构，培育地方税源，加强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逐步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

确立存款保险处置当局地位，强化存款保险处置性权力和工具一是增加存款保险实施经营中救助的处置方式。目前《条例》规定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实施收购承接，但是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收购承接，涉及大规模金融合同、业务和资质的转移接续，处置操作难度较大。从国际实践看，经营中救助作为一种重要处置方式，有利于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可处置性。为此，建议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使用基金对SIFIs实施注资，进一步丰富存款保险处置系统性风险的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曾透露，“一旦‘三块地’的相关改革经验正式进入土地管理法相关条款，意味着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农村土地不搞改革，农民就没有土地自主权，也就没人敢去农村投资搞产业，乡村振兴就沦为一纸空文。”杜兆勇说。他建议，宅基地买卖逐步放开，先同村的可以买卖，再到同乡镇的、同县市的、同地市的、同省市的，最后放开到全国各地都可以依法自由买卖。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四川、北京、山东、上海、深圳、河北、河南、吉林、山西、福建、重庆、广东、甘肃、江西、湖南、辽宁等16个地区挂上“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承担地方金融监管职责。“金融监督管理局更加强调金融监管的职能，而金融工作局主要是促进本地的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和上市公司的发展。”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黄志龙对北京商报记者解释，各地组建金融监督管理局，主要原因是中央层面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着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对于本地金融业务的发展，也要向这一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