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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北京证监局曾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进一步规范研发费用资本化的监管通报 》，该局在对辖区公司进行检查中发现，发现部分软件行业上市公司在研发费用资本化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如研发费用并不完全符合资本化条件，研发支出过度资本化，研发费用中大量人力成本核算依据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研发费用资本化调节利润的倾向等等。当时，北京证监局就提示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门槛较高，应审慎对待。

按申万一级行业划分，这852家公司中，生物医药145家、计算机111家、机械设备61家、化工61家、电器设备58家、电子53家、传媒45家、汽车41家、通信40家。从整体情况上来看，存在资本化研发支出情况的上市公司比例并不算太高（23%左右），总体资本化率水平也不高，能对同期净利润产生的硬性也非常有限。但是，具体到部分公司，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率较高、与同期净利润比值较高的现象。

杠杆方面：2018年以来，存量（债券托管）而言，债市的场内总量杠杆水平呈现波动下降。分机构而言：1）商业银行是债市资金的重要来源，其债券市场杠杆率自2017年以来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受MPA考核影响，每季度末杠杆率相对小，形成波谷；2）广义基金是季末承接银行债券投资转出的主体，在每季度末相对应形成了明显的波峰；3）证券公司的杠杆率始终较高，今年杠杆率均超过两倍，这与同业链条中券商承接资金成本较高有关，但证券公司整体债券托管量较低，对债市杠杆的拉高作用有限；4）保险机构的杠杆率稳定在100%-110%间，呈现小幅波动上升。

英国当年加入欧盟就曾犹豫再三，如今撤离欧盟更加不易。英欧分家好比没有太多负担与思想准备的一场激情婚姻，经过几十年共同生活后发现，双方已拥有共同财产、共同儿女、共同命运乃至割舍不断的亲情，打断骨头连着筋，抽刀断水水更流。尽管也许还有第二次公投决定英国是否脱欧的可能，但是，英欧分家似乎已无可挽回。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已着手重建英欧脱离后的边境和海关，迎接这场漫长离婚案的水落石出。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基金公司的人才流失现象逐渐凸显。2018年9月，长城证券基金分析师阎红统计，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仅为3.28年。在所有基金公司中，旗下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超过4年的仅22家，平均任职年限低于两年的多达39家。另据诺德基金FOF团队研究统计，2009年至2017年间，任职4年以上的基金经理仅占1.07%。股票型基金经理中，任职年限2至3年的人数最多，占比高达40.11%；而任职年限为1至2年的占比高达36.36%。

那么，各机构是怎样应对的呢？可以说，证监会和银保监会各有侧重，但两者政策的协调性很高。针对“股权质押融资风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采取恰当方式稳妥处理。”近期，继深圳斥资数百亿驰援上市公司后，广州、北京等地出台措施化解上市民企股权质押问题，为优质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高新企业“雪中送炭”，则正是上述表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