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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地通过向家庭部门转移来实现，家庭部门过度加杠杆不仅不能帮助企业部门实现杠杆的转移，还会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通过解决家庭流动性问题来刺激国内总需求，无法从根本上实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标，遑论降低总体宏观杠杆率水平。也就是说，不考虑全局影响的单部门政策可能对其他部门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政策意图不能实现，甚至出现违背政策意图的结果。因此，去杠杆要从全局考虑，确保部门间政策协调，不冲突，不打架。总之，我们建议从家庭、企业、政府三个维度同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每日仓单速报】受日本央行可能放开长期收益率目标允许长期利率中性上扬的利好提振，再加上美元走弱，美元/日元一度创出逾一周低点，这导致高盛和大华银行纷纷止损离场。高盛的一张做多美元/日元的仓单止损离场，最终亏损82个点。大华银行的做多美元/日元的仓单止损离场，最终亏损78个点。

“除了项目产品外，我们产品发行业务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1月21日，一家中小券商的资管人士向记者表示。但另一边，大券商却马不停蹄地发行产品。“我们每个月发行的产品数量都很多，就算市场低迷，发行工作丝毫没有减轻。”一家头部券商资管人士告诉记者。

4．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已经受到影响。进入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不断加大对家庭部门贷款的投放以及持续对僵尸企业的输血，虽然没有使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但是虚增的资产规模以及利润增速的下降已使得商业银行的稳定性，甚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日渐变差。我们的模型显示，当单家银行发生风险时，国有四大行的风险溢出率最大。如表1所示，截至2018年二季度，国有四大行的平均风险溢出率为34%，较非四大行同期水平高出14%，较其自身2017年末的水平高出8%。而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溢出的损失所占比例超过了30%，中国农业银行甚至高达38%，为项目组进行此项评估以来的峰值。而发生系统性风险时，非国有四大行的抗险能力也已显著下降，2018年二季度末其自身在险价值较2017年末上升0.96个百分点。另外，如表1所示，虽然2018年以来国有大行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即对稳定银行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弱。综上所述，进入2018年以来，不论是国有五大行还是其他上市银行，其稳定性明显变差。

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一般贸易增长且比重提升。前7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5.7%，占我外贸总值的59.8%，比去年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57万亿元，增长10.1%；进口4.83万亿元，增长1.2%；贸易顺差7381.6亿元，扩大1.6倍。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4.34万亿元，下降2.3%，占24.9%，下滑1.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6万亿元，下降0.8%；进口1.58万亿元，下降4.7%；贸易顺差1.18万亿元，扩大4.9%。

在冬奥开幕前一个月，才恢复正常训练的羽生今天在回答记者各色提问时，显得相当认真和慎重。他透露，即便可以重新上冰，他也度过了一段自我怀疑和担心的煎熬期：“有觉得很艰难的时候，会时不时觉得我的伤真的完全好了吗？！期间真的考虑了很多事情，也很担心要放弃奥运会。”不过，庆幸的是，之后的恢复进度不错，他如愿抵达平昌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