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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犯罪分子精准掌握了个人信息，欺诈水平会越来越高，成功实施犯罪的几率也越来越大。此外，信息泄露还有可能造成信息滥用，比如冒用身份借贷，或者被用在所谓的新业务场合“精准营销”，例如卖房子、卖黄金期货、炒白银、推销保险等。据《法制晚报》此前报道，在2013年“2000万开房数据泄露”事件发生后，王某某频繁收到各种营销电话，对方可以直接说出他的生日、家庭住址、房屋面积、车子型号。由此他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被迫到派出所改姓。

从这个角度看，由一线城市开始，采取针对性措施，补上服务业的发展短板，进而带动中国整体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当属合理路径。尤其是北京，作为首都，其示范意义不言而喻。北京服务业的主动升级，还有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根据国务院批复，北京将启动新一轮为期三年的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这意味着，将有大量境外公司更广泛地进入北京的服务领域，在抬高服务业整体水平的同时，市场竞争也必将更激烈，这同时也倒逼本土服务业加速升级。

去年第四季度，捷豹路虎的税前利润曾因美国和欧洲市场的销量下滑而下降了25%，达到1.92亿英镑，导致母公司印度塔塔汽车的四季度净利润只有1.89亿英镑，远低于此前分析师预测的2.61亿英镑。今年随着中国市场的价格波动，捷豹路虎的利润表现也再度受累。数据显示，二季度捷豹路虎的亏损达到了2.76亿美元，中国和欧洲市场的盈利下降成为主要原因。

中国绿发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法院审理的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罚金数额在3万元以下的占68.43%，10万元以上的只占8.63%。在立法方面，污染环境罪也有改革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秉志认为，可以将污染环境罪分解为数个罪名。他认为，不同类型污染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各有不同，过于概括的污染环境罪忽略了各种污染类型的个体差异。

一是发案量不同。“非典”期间，疫情波及大部分省份，但整体上涉疫情人口远远少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涉及疫情的犯罪案件数量有限，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仅353人，而截至日前，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就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检察机关介入公安立案侦查的案件已经分别达到6000余件8000余人。

那么相比起看得见、摸得着的零部件，被这些标准制定组织暂停会员资格对华为的影响会有多大呢？目前，多家外国科技网站，以及国内科技人士的分析所给出的答案是，这一轮接连被多个国际标准和产业制定组织除名的消息，并不会对华为的产品和服务造成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会对华为在全球相关技术领域的“地位”带来一些冲击。